审美和审丑往往是此起彼伏的双生，从大众传播学的原理来说，传媒作为载体传播的内容本身只客观反映受众对美或丑的关注程度，而并不是大众审美观变化的诱因。意思是说，虽然情感上我也有按捺不住集资买凶除掉凤姐的冲动，但作为媒体在这件事上并无大过。
丑的内涵有两种，一种是伦理道德上引发羞耻感的“恶”，既某种偏离正常人伦相左于普世价值体系的行为；另一种是由审美外观上不和谐的不快，是人审美标准之下对具象的否认。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何时人不会产生“丑的感觉”—羞耻（emotionally shame）或者丑陋（physically ugly），即是当具象上认同和行为上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通俗地说法是一个外观正常的人用正常的方式做一件正常的事情。而丑的极致产生于，具象上不快和行为上不和规律性的高度统一，通俗地说法便是一个外观极不正常的人用不正常的方式做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片面的追求视觉和谐或者假大空的行为和谐往往是一种对美的空洞化，在这样的空洞化进程（例如伟人塑造，英雄塑造，口号和标语）到一定阶段时，大众便开始自发通过对丑的嗅触（嗅臭），表达一种对美的迷惑和对美自我认识的诉求。而往往艺术家们（如今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在过去所做的便是把这样的东西叛逆地展示。
1596年被认为是“疯子和神志不健全”的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完成了著名的《水果篮》，亚平宁的画家们从未像卡氏一般用如此阴暗晦涩的笔调细致描绘一盆残败将近腐坏的水果蓝。
其之后的画作多表现一种阴暗的，糜烂的，腐败的，可怖的情态，从妓女盗贼到施洗约翰的头颅，这种视觉上的丑陋演变成一种在自殉诉求中逐渐清晰的对无常生活的怜悯－而决不同于天顶画家们的麻木歌颂。而真正揭示丑深层次的内涵却暗含着对人们从容发现美的能力希望—地狱的哭嚎、街边的经血、肉欲的肆意、亲情的沦丧、死亡的恐惧最后似乎都会诠释成一种在绝望中的憧憬，从而让人们知道“哪怕下一瞬死神降临也必有只赤裸之手把我的手握紧”(Louis Aragon)。
同时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展现出对丑的控制。因为人类“嗅臭”的本能，使得丑陋的东西（道德沦丧，畸态，病态，变态）若不加控制，往往会陷入一种纯粹官能上沉溺，从贾平凹（《废都》）到王小波（《时代三部曲》）到莫言（《丰乳肥臀》），中国现代文学上不乏这种“他们不该直言不讳（Sigmund Freud）”，审丑失控的作家。
而关于凤姐这个“用不正常的方式做不正常的事且外观不正常”的人，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来自于大众对美的厌倦。美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教条化，承载在我们美丑评判体系上有太多太多强迫性的，口号式的道德负担。于是社会的审美观变为质疑美，而质疑美最自然的反应便是审视丑，当我不断审视丑陋才可知美为何物。同时，当大部分人都感到生活没有“美的教育”中描述的那样美好，就如同天顶画家们笔下的天使和圣母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最能够产生共鸣的便是卡拉瓦乔对丑的描绘，通过一种极端悲观主义的方式中寻找乐观的理由。
关注凤姐的人，或者从凤姐身上找到那双“赤裸之手”的人，也必是那些在悲观主义（也许他们并不承认）中寻找乐观的人。若真正有一天，通过媒体负责任的把握，有个幸运的人从凤姐身上体会到某点诸如乐观向上之类的细微优点，那么他的救赎便来自于凤姐所尽的那一点点社会责任，而被大卫手提着的，卡拉瓦乔那颗悲天悯人的头颅（《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也该安心。